文中提出政治的改革的三个基本的要求：“第一，我们要求一个‘宪政的政府’，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。第二，我们要求一个‘公开的政府’，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，等等。因为我们深信‘公开’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。第三，我们要求一种‘有计画的政治’，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画的飘泊，因为我们深信计画是效率的源头，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画胜于无计画的瞎摸索。”
在《努力周报》第十二期的《这一周》时评中，胡适评论陈炯明所部围攻孙中山驻地事件：“我们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；陈派的军队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为，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；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‘悖主’、‘犯上’、‘叛逆’等旧道德的作死尸来作攻击陈炯明的武器。”
胡适的观点引起孙中山支持者的强烈不满，他们在《国民日报》上对胡适进行了抨击，有人甚至说他“丧心病狂”。
这一年，胡适在政治上引起异议的还有面见溥仪的事情。
辛亥革命后，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《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》，末代皇帝溥仪因此得以深居宫中，继续着他的“皇帝”生活，虽然并非无忧无虑，但也逍遥自在。
慈禧在世的时候虽然给紫禁城增添了电灯、钟表这些西洋玩意，甚至还修了一个小型的铁路，但是直到溥仪十五岁时，紫禁城才有了第一部电话机。因为受到他那个西洋老师庄士敦的影响，溥仪得知这个世界上竟然还存在着不需要见面就能通话的东西，于是对电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但是想要在紫禁城里安装电话机可不是那么容易，阻拦首先来自于内务府。阻拦的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不想这位“皇帝”和外界有接触，以免给他们增添麻烦。为此，内务府大臣搬出老一套的话，说电话机是“西洋的奇巧淫技”，又说安装电话机是“冒犯天颜，有失王者尊严”云云。
可溥仪仍然执拗的要安装，内务府没有办法，于是把溥仪的父亲请了出来，希望他说服溥仪不要安装。载沣固然是溥仪的父亲。此时，皇帝虽然进入历史，但是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紫禁城，小皇帝还在龙椅上坐着。因此，载沣在自己儿子面前更是个臣子。
虽然他想劝说溥仪放弃这个念头，没曾想溥仪一句话就让他哑口无言。
“王爷府上不是早安上电话了吗？”
没法子，载沣和内务府只好屈服了，紫禁城里的第一部电话机于是就这样架设起来。
座机安装好了以后，溥仪第一个打出去的电话是打给当时的京剧演员杨小楼。很快电话就接通了，溥仪十分调皮的用京剧的腔调问杨小楼说：“来者可是杨——小——楼——呵？”电话那头的杨小楼闻言哈哈大笑，于是问他是谁？不过溥仪不知怎么想的，并没有继续和杨小楼聊下去，而是挂断了电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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